洪玮

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发展经济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 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消除这些遗产，就不能不彻底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胡锦涛总书记2006 年3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 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亦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国家辛迪加，或者用现代语言说，党政经一体化的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并称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将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归结为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经常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滞后。虽然舍弃了统计台账的方法，凭记忆容易产生数据误差，但这种误差是随机的、双向的，既可能偏低，也可能偏高。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通过模型分析法控制了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多种因素，包括地区、城市规模(间接反映物价水平)、家庭平均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就业面等差异，在计算收入水平与恩格尔系数关系时已经排除了其他这些因素的影响。调查后，对收到的问卷进行了严格的质量和逻辑检验，剔除了相当数量不合格问卷。因此居民收入统计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其中10%的最高收入家庭，人均也只有4.36万元。

在这些方面，我们有一定的共同认识。根据统计，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1/15，10%最富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也不到美国人均收入的1/5，怎么可能支撑这样的高消费，统计上解释得通吗？据悉，2008年内地流入澳门的赌资就高达数百亿元。

还有一点需要讨论，两位在共同署名的第三篇文章中声明，他们同笔者讨论的是居民收入数据问题，而不是灰色收入问题。我们如果采取与统计局同样的随机抽样方法，也难免同样的系统性偏差。与2亿城镇居民家庭相比，统计局6.5万个住户样本也只占万分之三。这一方法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总体推断，而是在统计局分组样本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局数据中可信度较高的变量(一个主要变量是恩格尔系数)来推算其真实收入水平，以校正其原来失真的数据。

这就必然导致样本覆盖面的系统性偏差。3.王有捐说，研究报告在使用外部数据时不严谨，把居民储蓄算高了。王有捐认为，研究报告中用外部相关数据对收入数据进行检验的方法值得借鉴。就像医生给病人开错了药，药品质量再好也不解决问题。

即便是单位出钱为个人购买住宅，难道不应计入个人收入吗？其三，是说报告没有区分股市的居民投资、企业投资和国外投资。王有捐先生在文章中说：65000户样本量对全国和分省(区、市)有较高的代表性，在置信度为95%时，主要收支指标的抽样误差(不含漏报、少报等产生的非抽样误差)在5%以内。

由于在特定条件下采取了这种非常规调查方法，我们深知虽然得到的数据比较可信，但样本分布并不代表城镇居民的总体分布，不能用来做总体推断。这种情况不改变，会掩盖实情，误导决策，带来严重后果。

后者是根据经济普查得出的，应该比较全面。他们对我的研究报告进行公开讨论，以及关于改善居民收入统计的表态，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我非常欢迎。作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我们不可能拥有像国家统计局那样庞大的统计机构和遍布全国的调查队伍，不可能进行能与之相比的大规模调查。这在报告中有详细的数据比较和说明。2008年，中国居民因私出国出境4013万人次，超过了同年美国出国人数(4002万人次)。其采用居民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等外部相关数据对我国常规住户调查居民收支数据进行验证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模式，值得借鉴。

但这就证明居民住户收入统计至少遗漏了5.3万亿元，漏掉了居民收入的近30%。他们所批评的没有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也并不构成我们这项研究的缺点，反而是在有限条件下能找到的一个验证统计数据失真的有效解决方法。

在平均的意义上，它们会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抵消。1.王有捐文章说，我们的调查方法是通过亲戚再找亲戚，朋友再找朋友的滚雪球方法，不适合用来推断总体。

本文对他们的商榷做一个回答，意在促使有关收入分配状况的研究更加深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条件。对于抽样调查的评价，首先应该是结果的真实性，而不能满足于理论上的科学性。

由于基础数据的可信性和样本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不同职业身份的居民群体间分布的广泛性，我们能够用它获取收入水平与恩格尔系数以及其他参数间的真实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对一定居民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行推算。以此来说明我们的推算过高，是说不通的。而且问卷中这个问题只作为参考信息，并不改变任何原始收入数据和推算数据。避开这个主要问题，抽样误差再小也没有意义。

这个估计也许不准确，但至少有高估和低估两种可能，而断定高估不知根据何在？其四，说房价收入比在中国的合理界限为3年的提法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这不仅与两位关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低估的说法有矛盾，而且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现行统计究竟是否反映了高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状况？这是需要搞清楚的。

在这种缺陷未被纠正的情况下，样本量再大，也不能提高其可信性。这首先是因为信息的真实性和所反映问题的代表性。

因此，有必要把双方争议的一些问题搞清楚。由于调查人员基本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并存在一定的信任关系，使严重低报收入的情况大大减少。

这本书是他对自己姐姐居住村庄的乡亲邻里进行调查的成果，成为一部解剖中国乡村经济有代表性、影响深远的著作。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灰色收入 。而施、王两位一直强调我们是在做总体推断，说不是直接推断也是间接推断，是很不客观的。这些钱又来自何处？仅此几例，足以说明关于高收入居民收入状况的统计数据已严重脱离实际。

所有的调查都是由经过培训的各地调查员直接访问其熟悉的人群所产生，并没有经过任何中转。那么这还能算是公款吗？其二，是说报告没有区分居民购房和单位购房。

但这方面的讨论，并不仅限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问题，而是进一步关系到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应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何推进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而在我看来，这两者是难以分开的。

因此我们针对不同收入区间设立了样本配额，以确保不遗漏高收入样本。综上述，两位商榷者提出的论据，有的是对研究报告的误读或错误解释，有的是论据与结论南辕北辙。